秀域水素氢氧机用后感:钟南山交流氢气疗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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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ERS氢思语,原文标题:【重磅】钟南山院士接受Simonds教授采访,交流氢气疗法(配中文文字版),原文地址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CSa6ZM22UXewKiEQs5iHQ(含视频)

划重点:在对话交流的最后一个部分,教授对氢氧治疗进行了沟通。

钟院士:我应该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您,我们刚结束3个医院的研究、获得数据,我们用氢气和氧气的混合器,结果非常好,我刚拿到武汉和广州的数据大概60例。吸入混合气后在第2、3、4(天)就改善了。可能是因为能够协助减少气道的阻力,气体能更容易的进入肺泡,改善通气。30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用氦气的混合气,用特殊装置,很贵。现在就用水转化氢气氧气,更容易了。

Simonds教授:我记得在上气道肿瘤病人中也用氦来缓解症状。用氢氧混合气是因为更经济吗?

钟院士:是的,我们已经用了大概1000个病人,部分显示有改善。

Simonds教授:就像高流量鼻氧疗法,您只是在训练病人自发呼吸?

钟院士:比起高流量,这种混合气效果更好。

Simonds教授:多少比例的混合气?我对这个并不熟悉。

钟院士:66%氢气,34%或33%氧气。

以下为全部采访内容

Simonds教授:欢迎收看此次ERS和PREPARE欧洲流行病控制项目平台关于COVID-19的网络研讨会,有欧洲疾病预防中心、WHO以及临床讲者参与本次话题。我们会持续更新,感谢您参与话题和提问。我们将这些问题分为以下几个主题:生物学、全球监测、感染控制、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保护、临床护理和治疗以及它们的结果和疫苗制备。专家在他们稍后的演讲中涉及这些问题。

(视频屏幕提示:请观看钟教授的主题讲演,之后观看此问答)

Simonds教授:临床上,很有意思的,看到孩童和婴儿感染一般成轻度。您对年轻人、孩子较少感染有什么推断吗?

钟院士:我认为其中一项原因可能是此类患者的免疫系统不成熟。此次COVID-19感染主要是引起免疫系统反应,我认为应当说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。正如大家所知,有时候因为病毒的入侵和破坏,可以直接导致免疫系统的反应,通常是过度反应。所以有一系列免疫因子的上调和释放,引起细胞因子风暴,然后在机体内部产生了形似自杀式的反应。在孩子和这些患者中免疫系统不成熟,可能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完整过程,这可能是其中一项原因。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是严重的感染,但比例极低。

Simonds教授:那么它和流感引起的反应很不同,是吗?

钟院士:我不认为这非常不同,其他的一些流感也能引起孩童死亡。

Simonds教授:另一个问题,此次那些患者更易被感染?那些本身有慢性病的患者?您说大约6.3%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,主要是COPD、吸烟、哮喘,他们更易感染吗?

钟院士:现在吸烟者、既往吸烟者,和从不吸烟者,三者中并没有显现出差异。有些吸烟者也感染了,所以我认为吸烟和感染没有什么关系。

Simonds教授:但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,预后是非常糟糕的。

钟院士:合并有肿瘤的病人很难治疗,还有高血压、COPD的患者,此外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。

Simonds教授:您认为高血压是心脏疾病的一种标志吗?还是说是一种年龄的标志?高血压患者情况在这次新冠感染中有些让人惊讶。

钟院士:高血压,初始的数据还不是很详细,我们从554家医院获得一个数据,获得数据非常匆忙。我认为这些资料的病史不是很明确、很详细。我认为COPD患者的比例是不低于您说的高血压的,在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,有199名COPD患者感染。

Simonds教授:纵观来看,真正的困难之一在于需要进入ICU的病人数量(非常多)。我感兴趣的有一点是,不幸死亡患者,其整个病程的持续时间很长。您是否有某种方法来预测这些ICU病人可能会死亡?

钟院士:有的,我们有这样的预测。我们在之前的幻灯片中已经和大家阐述了,也对它进行了进一步证实。我认为这些指标可以预测死亡率(mortality)。我们有10个指标,我有点忘了(哪些)。但这些指标都是很准确的,基于这10个指标不难进行预测。

Simonds教授:所有病人肺的浸润影超过50%,并且淋巴细胞比例…..

钟院士: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是淋巴细胞,在一些医院这是预测预后的重要指标。小于0.5....

Simonds教授:那是非常好的标志物。现在类固醇类激素的使用少于50%,这是有什么固有的治疗流程?这些正在进展、炎症渗透改变正在发生的病人,什么能够指导医生开始激素的使用呢?怎么样开始这种治疗?

钟院士: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关于激素和营养的对照研究。我个人的印象是,针对那些进展非常快、恶化非常快的病人,我们用皮质激素,一般是甲基泼尼松,我们用2~4mg/kg,用3~7d,这样的剂量。在有的城市,他们用皮质激素的时间很长,将它作为一种主要手段,这会延迟病毒的清除。当这些病人在使用激素的时候,病情控制很理想,但是一旦撤除激素,病情恶化非常迅速,这种情况,我认为这可能会延迟病毒清除。

Simonds教授:我还想问一下关于处理病人的体系问题,如何扩大这种医疗设施。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新医院。怎么增加医疗的设施来管理这种不适但又不严重的病人?我相信您改造使用了运动场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?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

钟院士: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把感染者和健康人分开,这是主要的理由,在武汉,这些人是混在一起的,所以实际上那时候是非常混乱的,大量的医务人员被感染,这是很大的问题。那时候有大量的感染者待在家里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,所以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将他们区别和分离出来,让他们到一些简易的医院或者区域中,要求他们留在这些地方,离开健康人,这是最主要的。

Simonds教授:不能在家和家人一起是因为不能让家人感染?

钟院士:是的。

Simonds教授:这次疫情对于医务人员、健康工作者的冲击,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,甚至在国外的一些地区,包括英国的35例病例,我们已经有医生被感染。纵观,这是非常要紧的问题,您是怎么支持——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团队的结果,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有义务,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,怎么对团队进行心理上的支持、怎么样帮助整个团队?这是很难的问题,但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面对这个问题。

钟院士:这是很大的问题,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,17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,有些还死亡了,最初在武汉的时候。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,一是缺少防护设备,包括眼部保护的装置,以保护他们不交叉感染;第二是恐惧,在刚开始的时候,医务人员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所以很多医务人员感染导致整个医院停摆。所以我认为有了足够的防护设备之后,感染率是会很显著的下降的。在其他医院、其他城市,医务人员的感染是很少的。

Simonds教授:您是如何推广这样的培训教育给医护的呢?是发送视频吗?如何改进这种培训呢?

钟院士:是的,我认为使用一些培训材料,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些城市有SARS的经验,大部分医务人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。但这次新冠爆发初期,没有防护,所以大量病人包括医务人员感染,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是失控的。

Simonds教授:我刚刚和我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同事聊天,虽然他们只有1000多名病人,但是他们的ppp设备有一些问题,这不论在哪里都是一个问题。而人工智能建模对检疫效果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,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。我认为在武汉被封城的一开始就有很多疑问,这是不是一件好事?但是很明显,它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。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吗?

钟院士:是的,我认为这个措施是政府实施的很有意义的举措。专家委员会宣布这是绝对的人传人,而且已经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被感染,这是很严重的情形。基于此我认为,第三天——我记得是23日,1月23日。所以这种非常强力的措施,早期检疫,保证了将这些患者和全国的其他人隔离。所以隔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(这样措施之后)发病率下降的非常快,我认为别的国家应该效仿。

Simonds教授:意大利已经采纳。我认为,在欧洲的大城市里,可能很难像中国一样实现这样的措施。我不知道那怎么成为可能,但至少我们有信息可以参考。

钟院士:那是唯一的措施。我们没有针对的、可用的医疗手段,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,所以只能用最古老的也最有效的方法阻止传播。

Simonds教授:是的,事实上,筛选药物的数据中,氯喹令人感到很有兴趣,但这些试验仍在继续是吗?

钟院士:是的,那做对照试验是不可能的,不可能将病人作为安慰剂组,他们的病情正在加重,不允许。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实验,来观察病毒载量是否有负向的变化。我认为氯喹似乎是可能有效的,在病毒转阴时间上,大约是4天。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其他城市或者国家尝试这样的研究。

Simonds教授:是的,氯喹是相对便宜的,改换用途后可能是研究中最容易获得的药物,这是非常热门的候选药物。

钟院士:我认为在那个剂量下氯喹的毒性和副作用还没有很大,近期我们还有400名病人的研究。

Simonds教授:还有您展示的肺中的痰/痰栓,以及乙酰半胱氨酸的使用,是很令人感兴趣的。

钟院士:是的,那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。我们已经发表和展示了这种黏性的粘液,我们分析后发现,其中MUC1和MUC5非常高,与COPD和其他病人相比非常高。这是我们在进行通气支持时发现的一个大问题。这是和ARDS很不同的,ARDS只发生于肺实质和肺间质,当POratio改善时,我们可以逐步撤离通气。但现在对于这次COVID-19的病人我们不能这样做,这些患者有很强烈的症状,但是没有什么指标改变,说明这类患者很难进行呼吸。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?ARDS很少累及小气道,但是这次疾病小气道是累及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尝试用N-乙酰半胱氨酸或者甚至一些DNA酶,目前还在尝试,我所见至少有6位ECMO治疗病人在使用。

Simonds教授:您提到了N-乙酰半胱氨酸。

钟院士:是的,我认为这些ECMO病人应当更早尝试这样的治疗,在预测患者可能恶化的时候就应该尝试使用。

钟院士:我应该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您,我们刚结束3个医院的研究、获得数据,我们用氢气和氧气的混合器,结果非常好,我刚拿到武汉和广州的数据大概60例。吸入混合气后在第2、3、4(天)就改善了。可能是因为能够协助减少气道的阻力,气体能更容易的进入肺泡,改善通气。30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用氦气的混合气,用特殊装置,很贵。现在就用水转化氢气氧气,更容易了。

Simonds教授:我记得在上气道肿瘤病人中也用氦来缓解症状。用氢氧混合气是因为更经济吗?

钟院士:是的,我们已经用了大概1000个病人,部分显示有改善。

Simonds教授:就像高流量鼻氧疗法,您只是在训练病人自发呼吸?

钟院士:比起高流量,这种混合气效果更好。

Simonds教授:多少比例的混合气?我对这个并不熟悉。

钟院士:66%氢气,34%或33%氧气。

Simonds教授:我知道您晚上很忙,还有最后两个问题。每次疫情我们都能学到很多,这次的疫情导致这种学界的这种颓势和滑坡,那您在中国这一次能够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,如果未来2~5年发生类似的时间,您会怎样改变您的计划呢?

钟院士:我认为这是世界的课题,不单单是中国的。这里有三个重大节点,当我们首次发现第一例COVID-19感染的时候是12月26日,同座城市一家的三个人感染,我们应当引起重视。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新冠病毒,我认为,在未来的几年,只要这种病毒感染再次发生,人群应当尽快远离。因为这种COVID-19是传染性极强的,RO平均值大概3,您知道SRAS大概2,MERS<1,COVID-19常常引起家庭的感染。第二是阻止早期的聚集性(住宅区之间)的传播。这就是我支持早期隔离检测的原因。三是,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,包括COVID-19的过度反应和免疫系统的反应。一旦病人恶化进入重症,生存率是很低的,因为一些生理学的改变,包括特征,是和ARDS不同的,和常见的原因,比如流感等导致的ARDS不同的。ARDS的肺泡和肺间质是最常累及的,但COVID-19累及小支气管,那就是不同的地方,需要使用通气支持。

Simonds教授:我最后的问题代表ERS,我在伦敦,但代表ERS。ERS作为一个连接中国、全球的大型研究机构,怎么帮助我们的呼吸团队呢?

钟院士:ERS有很重要的作用,我们在中国和ERS之间建立的紧密的联系,同时此时您也有责任,因为意大利的疫情非常广泛,有4~5个地方——韩国、日本、伊朗、法国——在欧洲,您有很多事,尤其目前在早期。怎么组织早期的抗传染?您有很好的诊断工具,来鉴别病毒,这次病毒的症状不典型,和普通流感差不多,我们必须鉴别。ERS需要更多的沟通、交流彼此的经验,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经验,我们也很高兴和ERS有更多的联系。

Simonds教授:是的,我们ERS会议有中国日,我们认为甚至可以单独为此设置一个主题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研究领域的联系?

钟院士:举例来说,我们不知道免疫系统的功能,也不知道这次疾病中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、呼吸系统的机制。所以当粘液阻塞小气管时,我们该做什么?怎么样调整呼吸机使用,我们怎么更早期使用ECMO,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。

Simonds教授:我们会考虑。

钟院士:我想我们不用等到ERS召开,那要9月了。

Simonds教授:我们会再给您反馈,我们可能会以此次交流和结果为基础进行下一步工作。这次交流很令人惊喜,我代表ERS的所有人向您表示感谢。

(中文翻译文字版仅供参考,内容以原视频为准)

交流很令人惊喜,我代表ERS的所有人向您表示感谢。 (中文翻译文字版仅供参考,内容以原视频为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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